“BeiJing 2008”、“中國印――舞動的北京”、“福娃”、“篆字比賽項目標志”、“祥云”、“漢字筆畫順序入場”……中國符號,正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強度,進入世界的視野。“筆墨”的精靈,也在這由五環(huán)串聯(lián)的華彩樂章中飛舞。

　　“毛筆”和“墨”,是中國視覺藝術的代表門類書法和繪畫的主要工具和材料,原本似乎并無奇怪,不過是分別由獸毛與熏燒的煙灰制作而成的用具。但是,從原始社會到當代中國藝術,它們卻始終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宗白華說,中國書法之所以成為藝術,毛筆是關鍵因素之一,漢代蔡邕說“惟筆軟則奇怪生焉”;而“知白守黑”,則早就是中國哲學重要的觀念,“墨分五色”,足以展現(xiàn)萬類的繽紛,更是中國藝術家的常識。毛筆的錐體造型,具有“鋒出八面”的能力;墨與水的調和,經過宣紙的洇化,可形成變幻莫測的效果。這是中國古人窮盡造化、妙合物理的***智慧的創(chuàng)造,簡約之極,卻又無可窮盡。

　　筆墨的造型過程一般不可重復,于是無論寫字、繪畫,便具有了特殊的時間的不可逆性,雖是靜態(tài)地呈現(xiàn)紙上,卻可以在人們心中喚起強烈的動態(tài)。書法家沈尹默說,在欣賞書法時,“不但可以接觸到五光十色的神采,而且還會感到音樂般輕重疾徐的節(jié)奏”。原本的“墨色”,居然可使人感受到“五光十色”;原本靜止的文字,居然可以使人感受到“音樂的節(jié)奏”!中國的書法與繪畫藝術,因筆墨的性能,而具有了獨特的表現(xiàn)能力與藝術魅力。簡單的書寫或皴擦、普通的黑白兩色,竟然以簡馭繁、以靜寓動,勝過了許多復雜的藝術。梁啟超說:“如果說能夠表現(xiàn)個性,這就是最高的美術,那么各種美術,以寫字為最高。”宗白華也認為:“中國音樂衰落,而書法卻代替了它而成為一種表達最高意境與情操的民族藝術。”其中或有溢美之詞,但也足見中國人對筆墨藝術的特殊感情。

　　這種特殊感情的形成,不僅止于筆墨造型能力的超妙和奇特。

　　筆墨與文人長相廝守,用以書寫文字、繪制圖像,須臾不離,年深日久,似乎也具有了特殊的性靈。因此,筆可以“歌”,墨可以“舞”,“妙筆”可以“生花”,筆底可走“龍蛇”,甚至文人也稱為“墨客”――工具與人,達成了性靈的相通。筆墨因之有了生命,可以呈現(xiàn)大千世界的奇幻,寄寓人生世事的悲歡,所以韓愈說張旭把天地萬物之可喜可愕和自己的憂悲愉?“一寓于書”,因此其書法變動猶如鬼神。在長達數(shù)千年的歷史里,筆墨成為文人精神生活最重要的符號呈現(xiàn)手段之一,正如傳為鍾繇所說的:“筆跡者,界也;流美者,人也。”筆跡界破空間,成為人傳達美的手段,于是乎有了中國書法和繪畫的“文人傳統(tǒng)”。

　　在這一傳統(tǒng)中,筆墨超越了物質的限制,而成為中國人精神世界的跡化。美學家朱光潛說:“例如寫字,橫、直、鉤、點等等筆畫原來都是墨涂的痕跡,它們不是高人雅士,原來沒有什么‘骨力’、‘姿態(tài)’、‘神韻’和‘氣魄’。但是在名家書法中我們常常覺到‘骨力’、‘姿態(tài)’、‘神韻’和‘氣魄’。”(《文藝心理學》)這些感受的來源,不是一個普通的欣賞者通過想象、移情等等即可獲得的。毋寧說,它們是中國人把文化中最核心的觀念向以筆墨為形式的藝術活動持續(xù)貫注的結果。

　　在中國古代教育中,對調筆用墨,有一系列的規(guī)范。《弟子規(guī)》說:“墨磨偏,心不端。”執(zhí)筆要求“腕平掌豎”,因為“心正則筆正”,反之“筆正”可見“心正”。在運筆的過程中,要求“中鋒”和“藏鋒”,因為“中則正”、“君子藏器”。何以會提出這樣的要求？因為其中包含了精神的期待。明代書論家項穆說:“正書法,所以正人心也。”筆墨本身不是目的,人的心靈才是目的。看起來似乎技術性的活動,所寄寓的卻是非常深刻的人格修煉的目標。

　　于是“技進乎道”,筆墨的訓練,轉化為道德人格的修煉。黃庭堅認為,蘇軾之能拔萃于宋代書家,根本的原因在于他的學問文章之超卓:“余謂東坡書,學問文章之氣,郁郁芊芊,發(fā)于筆墨之間,此所以他人終莫能及爾。”而人格的修煉,最終又服從于社會的總體目標,所以項穆又說:“正人心,所以嫻圣道也。”孔子“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的觀念,在此被落實到了筆墨的操守中。這種筆墨活動,已經不再以藝術家的培養(yǎng)為鵠的,而以符合文化精神的社會人的塑造為旨歸。

　　有趣的是,與這種道德目標明確的修煉方式并存的,還有一種游戲的取向,所以“游戲筆墨”成為一個成語――雖然它常常指作文的態(tài)度。宋代的米芾說:“要之皆一戲,不當問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筆一戲空。”在這種游戲中,筆墨的藝術成為精神逍遙、心靈棲居的園地。不拘于物、不泥于古、不循故道等等表現(xiàn)獨特情懷、超越塵俗的訴求,都可以得到表達和釋放。宋代的蘇軾和黃庭堅,甚至不惜用游戲的態(tài)度嘲笑對方的書寫風格,明代的董其昌專門區(qū)分了工匠的繪畫與文人的繪畫。在這種嘲笑和區(qū)分中,筆墨同樣被超越了――技術的工巧與否不是關鍵,精神的逍遙獨詣才是目標。莊禪的哲學,由此流動于筆墨之中,與道德人格的修煉一樣,浸潤著中國文人的情懷。

　　這種筆墨情懷,早已透入中國視覺文化的方方面面,在生活中觸目可視,但也正因為此,導致我們常常視而不見。如今,藉著人文奧運的華章,筆墨在舞動的五環(huán)、舞動的中國、舞動的北京盛大地綻放,喚起的將不只是筆墨本身,而是潛入其深處的文化價值――不僅對我們自己是如此,世界也將越來越深入地感受其中的奧妙和神韻!（圖片為本報記者王東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