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朋友程十發

1977年秋天的一個星期日，早上7點多，一家人還沒有起床,大哥是第一個起床的人，開門來到院中洗漱，只見一人站在院中，像是找人的模樣，就問道：“您找誰?”來人問：“這是王大山家嗎?”大哥回答說：“是啊!”趕忙回屋叫起父親。

父親出門一看，不是別人，正是老朋友程十發先生。當時他正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為賓館作畫。

把程十發先生讓到屋里后，父親對程十發先生說：“您今天怎么來了?”程答曰：“今天是星期日，我休息，就到您這兒來了。”

父親又說：“休息還起得這樣早?”程十發笑著回答道：“我習慣了早起，五點就起床了，在釣魚臺里遛了一會兒，六點一開門就出來到您這兒了。”父親恍然道：“那您一定早到了。”程十發說：“是呀!我在院子里等了半個多小時了。我想早點來能多聊會兒，也能多畫幾張畫。”

父親見程十發先生有意在家中作畫，就叫我趕緊磨墨。

程先生走到桌前準備作畫，我們一家人則圍在桌旁觀看。只見程十發先生面對白紙沉思片刻，從筆筒中挑出一只筆開始作畫。

這天上午在家中共畫了兩張大畫，畫完已接近中午。

20世紀80年代初，有幾年流行畫家自己畫賀年片，父親曾接到幾位畫家的這種自制賀年片，而且自己也繪制過賀年片。

家中保存著一張程十發先生1982年寄給父親的賀年片，當時接到信，我爭著打開來看，畫面上是一個玩具“不倒翁”和兩只水果。對于這兩只水果，我們一家發生了爭議，有的看像蘋果，有的看像橘子，一時沒有定論。正在這時，榮智健先生來到家中，看后認為應該是柿子，因為只有柿子可以和不倒翁聯系起來寓意“世世不倒”。柿子是北方產的水果，程十發先生是上海人，可能接觸得不多，畫得實在有點不像。

我最后一次見到程十發先生是1991年的秋天，隨父親去上海出差，到程十發先生家去拜訪程十發先生。父親這次去程十發先生家是為了和程十發先生商談在香港辦展覽的事情，父親順便為我求程十發先生畫開冊頁。時隔二十多年，再次看程先生作畫還和從前一樣，談笑間涂抹而就。

知音李可染

父親1960年受廣東省副省長魏今非的邀請，為籌建廣東省博物館進行文物征集工作。

1961年，李可染先生去廣東從化溫泉進行藝術創作。廣東方面指派父親陪同李可染先生。在那些日子里，父親和李可染先生吃住在一起，每天觀看李可染先生作畫。

父親每次提到和李可染先生在廣東從化的日子，必定會說起送畫一事。

事情是這樣的，1961年底，爺爺病故，父親要回京為爺爺辦理后事，臨行前向李可染先生辭行。

李可染先生當時對父親說：“你家遭遇如此大不幸，深表同情。我個人也沒什么錢，我送你幾張畫，你拿到北京后賣了，為你父親辦理后事盡點力。”

父親說這些畫在當時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沒有這些賣畫的錢，爺爺的后事還不知道怎樣辦呢。這種大恩是要用一生來報答的。

父親同李可染先生的關系以此為契機而展開，兩人多年一直保持非常好的關系。

有一次父親從李可染先生家回來，帶回來一件李可染先生的作品。這幅作品與李可染先生其他作品***的不同在于：用色都沒有這樣黑。

李可染先生創作這件作品時，父親就在旁邊站著，等到李可染先生認為已經畫好了的時候，父親建議說，還可以再加些墨使樹陰更深些。

李可染先生聽從了父親的建議，把樹葉又渲染了一遍，父親說還可以再黑些，就這樣，李可染先生一邊拿筆渲染著，父親一邊“再黑”“再黑”地說著，直到兩人都認為沒有辦法再加墨為止，于是就誕生了這么一件作品。

接下來又碰到了另一個問題：在哪里落款呢?

作品的左下角有片空地，但是如果在此處落款的話，就會把畫面給堵死。

最后，李可染先生說，研濃墨，把款落在樹葉上。就這樣，他在畫面的右上角用濃濃的墨汁寫下了“可染”兩字，又蓋了兩方印章。

父親回家同我們一起觀賞這件作品時，除了講述以上的創作經過，還說了兩句令我至今記憶猶新的話：一、畫面上盡管樹陰非常濃郁，但是還留有兩三點白點，這叫“氣眼”，如果沒有氣眼的話，整個畫面就被“悶”住了。二、這張畫恐怕是李可染先生畫得最黑的一張牛了，要是放在1974年、1975年批“黑畫”的時候 ，一定要被批判的，一定會被認為是影射社會主義“暗無天日”。

當時正值夏天，看到這幅作品，確實感到絲絲的涼意。

李可染先生作畫喜用厚紙、舊紙，父親就利用一切機會幫助李可染先生找可心的老宣紙。李可染先生喜用硬筆作畫，父親就從日本找來特硬的“山馬”筆。

父親曾對我說過：畫家有時沒辦法，要送人作品來辦事或有朋友要應酬，就會畫幅畫兒送人。但有時畫著畫著感覺這幅作品不錯，不想送了，想自己留起來，就說：“這幅畫得不好，我給你重新畫吧!”隨手就團了，或撕了。因為宣紙的特性，團了的或撕了的是可以重新裝裱起來的。

我家的一幅牛就是父親從李可染家中撿的撕了的作品，父親請人托裱了，一直保留至今。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時候，李可染先生的次子李庚曾親口對我說：“現在能從我們家里拿出畫來的，只有你爸。”

1989年12月，李可染先生不幸逝世，當時父親正在香港，聽到這個消息后馬上飛回北京，一進家門，放下行李就直奔李可染先生家，帶著悲痛的心情幫助家屬料理后事。

與啟功先生的三世之交

啟功先生同我家的關系，用啟功先生自己的話來說是：三世之交。

解放前，爺爺在北京宣武門內頭發胡同“小市”開了間字畫鋪“醉經堂”，啟功先生經常光顧，一來二去，就比較熟悉了。啟功先生年輕時學習非常刻苦，那種學習的勁頭不是一般人承受得了的，像我爺爺那樣勤奮的人也自愧不如。爺爺曾就此事和父親說過：這個人將來不會長壽，因為他太用功了。

啟功先生同父親也有業務關系、私人關系往來。我是1985年以后，才隨父親去過啟功先生家幾次。

有一次，父親在榮寶齋(香港)有限公司時，有人持一本齊白石的山水冊頁來售，索港幣20萬。可能是由于久壓箱底之故，畫面雪白干凈，就因為這個緣故，其他人都不看好。父親說：這件東西不僅為真，而且是上品。他果斷地讓收藏家買了下來。

就是這樣一本齊白石的精品山水冊頁，就因為太干凈，所以有人懷疑。

趁啟功先生到香港之際，收藏家拿出冊頁請啟功先生鑒定。

啟功先生說：“大山先生是齊白石作品的鑒定專家，他鑒定過，還假了不成?”

父親說：“就是有人說假。”

啟功先生說：“那我來給你題。”于是，啟功先生在每開冊頁的對面各題詩一首，這就是后來被稱為“對題冊”的齊白石山水冊頁。這本冊頁在中貿圣佳2003年秋拍中以1661萬元的高價拍出。

有一次，父親搜集到一塊舊的歙硯，硯雖不大，但質量上乘，平整的硯面上寒光點點，煞是惹人喜愛。父親拿去請啟功先生觀賞，啟功先生也是非常喜愛，提筆在硯上題詩一首：“一天星斗，高文脫手，大山用硯，啟功書贊。”

一次隨父親到啟功先生家，說起啟功先生的書法，父親說：“現在，大家都管你書法的字體叫做‘啟體’。”啟功先生答道：“什么‘啟體’呀!是氣體，噗!一口氣，沒了。”

父親收藏有一幅“啟功寫壞了”的字。

啟功先生對待自己的書法作品是嚴謹的，決不能讓自己不滿意的作品流傳出去。

當啟功先生認為自己寫得不好的時候，并沒有把它撕了或者團成一團(因為宣紙的特性，同樣可以把它裝裱得完好無瑕)，而是直接寫上“啟功寫壞了”，意思很明顯，就是不想讓它流傳出去，當然，也有幽默的成分在里面。

可是，這回啟功先生旁邊站著的是我父親，父親當即表示：這幅字我一定要收藏，先生的書法作品千千萬，而上面寫著“啟功寫壞了”的恐怕只此一件，非常有紀念意義。

啟功先生拗不過，只得讓父親拿走了。

所以，今天我們才有幸見到這樣一件上面有“啟功寫壞了”墨跡的書法作品。

朱屺瞻先生的《水仙》手卷

父親曾為我向朱屺瞻先生求過一幅《水仙》手卷。此手卷左下角的押角章蓋了兩次。同一枚印章為什么會蓋兩次呢?

事情是這樣的，當初父親求畫時是自己帶著宣紙去的，朱屺瞻先生畫的時候并沒有把整張紙畫滿，左邊留了大約一尺的空白。我想朱屺瞻先生這樣做可能是出于構圖的需要。 我拿到手卷后十分高興，時常拿出來自己欣賞，本打算把這段白紙裁掉，但又覺有點可惜，應該利用這段紙做點什么，自己一時又想不出什么好主意，只好放在了一邊。

后來同父親商量此事，想在后面題點字什么的，把這段白紙利用起來。

父親說：題字都在前面，倒是可以請朱老寫首詩或跋點什么。

1991年，父親借出差到上海的機會拿出此手卷給朱老，希望朱老能在后面寫點什么，把這段白紙利用起來。

朱老想了想說：“要題詩的話，后面這段紙短了點，這樣吧，我用它補畫些水仙吧!”

朱老利用這段紙又補畫了幾株水仙，重新蓋了一次押角章。

后面這部分從用筆、設色到暈染，可以說和前面的一模一樣，補得真可謂天衣無縫，看不出任何破綻。

更加難能可貴的是，此手卷畫于1988年，當時朱老已經是九十七歲高齡了，而補畫時已經是一百歲的世紀老人了。一位百歲老人能夠把面補得如此天衣無縫，我們除了佩服，還能說什么呢?

我曾經有緣見過朱老，那是1991年秋天，父親去上海為榮寶齋(香港)有限公司征集書畫家作品。我隨父親一同前往，照顧父親。

那是我第一次見到朱屺瞻老先生，我們到朱老家時，朱老正在輸液。一開始我們還以為朱老病了，朱老的夫人陳瑞君女士介紹說：朱老已百歲了，最近身體的抵抗力下降，容易患感冒，現在每星期輸次液，感覺挺不錯的。

朱老見到我們從北京帶去的桃子和葡萄時，很高興地說：“我長這么大，頭一次見到這樣大的桃子。”

等朱老輸完液，父親向朱老介紹香港有很多收藏家都向榮寶齋（香港）有限公司訂購朱老的作品，父親希望朱老能夠支援一下榮寶齋，給榮寶齋一些作品。這次父親從朱老處拿了三十多件作品，在包裝作品時，朱老的夫人對父親說：“朱老最近作畫少了，畢竟是一百歲的人了，精力不如從前了，朱老的作品我們只給你們榮寶齋一家了，其他人就不給了。”

這次拜訪朱老，父親順便為我求了一開冊頁。

過了兩天去取冊頁的時候，朱老風趣地對我說：“你送我葡萄，我也送你葡萄。”我心里話說：“我那葡萄和您這葡萄怎么能比!”

見到如此精美的作品，我連忙表示感謝，朱老則說：“不客氣!我和你父親從小就認識。”告別了朱老，出來后，我問父親：“朱老怎么說和您從小就認識?”父親對我講：“我五幾年就和朱老相識，至今已四十多年了，朱老說從小就認識，多少有些夸張的成分在內。”

葉淺予先生的《千島湖詩情》冊頁

1975年葉淺予先生出獄后賦閑在家，當時，他在政治上尚未平反，工作上沒有得到安置，經濟上沒有來源(1979年才補發了工資)。父親得知葉先生出獄后就到葉先生家中去看他，還送去了筆、墨等書畫用具，好讓葉先生有基本材料進行藝術創作。要知道1975年的時候，我家也是一樣的窮困，父親一人工作，母親在街道上幫忙，我有兩個哥哥、兩個姐姐，生活之艱辛可想而知。記得當時父親買了一塊舊的干黃(福建壽山石)，上面是獅紐，父親把紐鋸掉，把印石一分為四。記得當時我對父親說，鋸了怪可惜的，父親只是笑笑沒說話。現在回想起來，分成四塊可以分送四個人。我一直保留著當時鋸下來的獅紐，雕工精湛，發細如絲，栩栩如生，應為乾隆時期的雕工。

葉淺予先生和父親的關系相當深厚，下面這封信是葉淺予先生1989年從浙江回到北京后寫給父親的：

大山同志：

我從浙江回來了，很想見到你。前托重裱之畫，以及加工的小硯，未知已成否?

最近如有朋友作伴，擬去琉璃廠看看，你有空請來大佛寺坐坐。你給我的那支紅桿大筆很得用，順告。

問好!

葉淺予

六月四日

父親抽空去了一趟，那天聊到很晚才回家，葉先生把他這次回鄉創作的一本《千島湖詩情》冊頁送給了父親。這本冊頁共十二開(不包括扉頁)，內容是千島湖及周邊風景，是葉淺予先生少有的山水冊頁之一。

父親同葉淺予先生不僅藝術上相知，生活上也是互相幫助。記得我以前看到過一封葉淺予先生請父親幫忙找領導解決住房的信。父親也曾拿著葉先生的申請，內容是希望能把孫女的戶口遷到北京，以便于照顧他們兩位老人，找首長給批示。

寫到這里，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應該給大家介紹一下：有一次，父親去葉淺予先生家，葉先生送給父親一張新疆人物畫。

這張畫很特別，是因為上面落有我父親的上款。當時父親拿回家，我們一同觀看時，父親說：“后世的鑒定家可能會認為這是張假畫。為什么呢?因為葉淺予先生從不給人題上款，葉淺予先生的觀點是：與其以后挖掉上款去賣，不如現在就不寫。一省得他挖，二也為保持畫面的完整。”

葉淺予先生就是這樣一個豁達之人。

何海霞畫的一組小屏風

記得20世紀70年代末，我家還在宣武門內抄手胡同的平房居住。當時是秋天的一個下午，我放學回來正在寫作業，兩位姐姐在練大字，屋里靜悄悄，很安靜。

這時，從院子里傳來了一陣腳步聲，隨著一聲“大山”，推門進來一位老者，原來是何爺爺。我們趕忙起身，讓座的讓座，沏茶的沏茶。

當時何爺爺從西安剛回到北京，住在他哥哥家，離我家很近，常來我家找父親聊天。何爺爺是來找我父親商量事情，見父親上班未回，就一邊同我們聊天，一邊等父親回來。

他見我姐姐在練字，就拿起筆說道：“我們小時候練寫字，先生要求很嚴，要先描出字的輪廓，再填滿中間。”說著一邊隨手寫出了幾個隸書字的輪廓，然后再寫出完整的字。

他又教我們畫畫，教我們怎樣畫樹，怎樣畫山，并和我們談起去陜北高原寫生的經歷，講到高興之處，竟唱起了“信天游”。

這時，我趁何爺爺高興，求他老人家畫一組小屏風。

何爺爺爽快地答應了。只見他不假思索，也不打草稿，選出一只狼毫筆先蘸上濃墨畫出四幅畫中最黑的部分如樹和山石等，然后用筆蘸上水沖淡墨色，再補樹石，最后再蘸上水，畫出圖中最淡的部分如小人。接著，用羊毫筆進行暈染上色。最后落款完成。

寥寥幾筆，便把松樹的挺拔、柳樹的垂擺、大山的厚重表現得淋漓盡致。這四幅畫每幅只有12厘米高，5厘米寬，在這樣小的畫面內表現這樣大的場景，這樣的深遠意境，是這四幅畫最高明之處。

這件作品恐怕是何老畫的唯一的小屏風了。你想，除了不懂事的小孩子，還有誰敢請何老這位成名已久的當時畫壇的重量級人物畫這兒戲一般的畫?

不過，我的一位兄長是書畫界有名的鑒賞家，見到這四幅作品也不無感慨地說：“何老被稱為‘鬼才’，確有道理。”

（摘自《丹青品鑒錄：王大山的鑒定人生》，榮寶齋出版社2009年8月版，定價：5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