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畫紙行業的品牌意識素來淡薄，此恐與書畫紙的產品形態有關。對于一張一張的紙，想做上商標或字號似無從入手。古人的辦法是將字號、品名、規格等內容鏤成長條木章，鈐于每刀紙(100張)的切邊口上，但這樣印記若隱若現，如果只買十張八張，每張紙惟邊緣有依稀印痕，雪爪鴻泥僅供想象而已。現代的紙廠干脆把字號、商標、品名、規格等信息印在包裝用的瓦楞箱子上，可是論箱買紙的畢竟極少，諸多品牌信息很難傳遞給大多數消費者。

　　因此中國書畫紙的品牌歷來不太為人知，只是按產地大略分類，如把宣紙分為安徽宣紙、富陽宣紙、都安宣紙、鎮巴宣紙等；把皮紙分為夾江皮紙、河北皮紙、都勻皮紙等。其實僅就安徽涇縣一地，良莠不齊就有三五百家宣紙廠，都聲稱出品正宗安徽宣紙，實則多數粗劣不堪，若以為凡“安徽宣”必系佳楮者，恐多半要吃“槍藥”。西洋畫紙開始也有類似現象，但由于西洋畫紙定量高、紙質厚，加上西方人的品牌觀念強，常采用水印或者鋼印法在每一張紙上制作出品牌印記，既保護了自家的知識產權，又方便了消費者挑選。如英國的“霍多夫”水彩紙，任意一張都有清晰可辨的水印英文字母；法國的“安格爾”木炭素描紙，在其右下角能輕易找到鋼印商標。只要認得品牌，購買西洋畫紙盡可“按圖索驥”，自然這些品牌也就為全世界的美術人士所認同。

　　中國歷史上出過許多名紙，可惜絕大多數沒有在紙上留下可識別的印記，使得后人甄別時如同猜謎。例外的是北宋的“金粟山藏經紙”，后人徑可認得蓋緣于是紙背后一枚“金粟山藏經紙”小紅印。該印記不僅使藏經紙昭然于史，乃至六、七百年后的乾隆帝也因這枚印記領略到了名紙的絕妙墨韻而大加贊賞。地方官吏為博宸悅，競相開坊仿造。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大多數金粟山藏經紙，為乾隆時的仿品。憑借一枚印記使得中輟了幾個朝代的名紙重續香火，令人不得不贊嘆品牌的魅力。《清稗類鈔》第九卷記載乾隆還曾為勘查南宋“勤有紙”下落下了一道手諭：“近閱米芾墨跡，其紙幅有‘勤有’二字印記，未能悉其來歷。及閱內府所藏舊版《千家注杜詩》向稱為宋槧者，卷后有‘皇慶壬子，余氏刊于勤有堂’數字，皇慶為元仁宗年號，則其版似元非宋。繼閱宋版古《列女傳》書末有‘建安余氏靖安刊于勤有堂’字樣，則宋時已有此堂，可見閩中余版在南宋久已著”，并諭軍機大臣查“其家在宋時曾否造紙，有無印記處”云云。后查明復旨說，“余氏獨于他處購造紙料，印記‘勤有’二字，紙版俱佳。”該則史料傳達的信息是：宋代福建余靖安氏自家并無紙廠，卻能制訂指標在他處加工產品，然后打上自己的品牌印記并名聲昭著。這大概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貼牌加工”的成功案例。

　　如此賞心悅目的故事對于書畫紙實在太少了，直到清代，內府才率先在御制箋紙的沿邊上，鈐上楷體的年號、品名等一長條字，用上好硃砂印泥，金紅燦爛，夸耀皇家金貴。而廠肆之中最著名的莫過于“虛白紙”，這是一種極薄又極熟的“蟬翼紙”，灑上細密的小金片，紙角鈐有“虛白齋制”印章。乾隆朝大書家梁同書喜用此紙作書，由是聲名大噪，用者蜂起，紛紛循印索紙，虛白齋因此致富，頗發人深省。也許為“虛白紙”所鼓動，在紙上鈐印的逐漸多見，如“汪六吉”、“曹興泰”等均享譽一時，一度爭奇斗勝，可惜也沒有沿襲下來。

　　時至今日，廠家在紙上做進品牌或鈐上印記的更少。我揣摩其原因：一是怕費工費時增加成本，二是在論面積計算畫價的今天，商家怕鈐印損害有效使用(即便鈐在紙背也有影響)。現代中國畫正面臨變法，書畫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有個性化的產品。當代大畫家程十發喜用以純桑皮為料抄造的一種溫州皮紙，并稱其“楮先生為第一品”。這種紙正面右下角就鈐有“溫州皮紙”的印章，多年來深受消費者歡迎，并未見有投訴印蓋的不是地方，相反對未鈐印的紙倒有不敢問津的。程曾為香港集古齋出版的《當代八家畫選》繪制了八幅69厘米見方的山水畫，這八幅山水畫不僅都用溫州皮紙，且每一幅都特意保留了那枚“溫州皮紙”小印記。程先生說，“不僅紙好，這枚印也制得好，我常將其入畫。”這不失為現代書畫紙品牌印記的一則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