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70年代的崇明，是個很簡陋的島，棗樹和新接的自來水龍頭是我記憶的一部分，另外就是紙張匱乏。我對父親的最初記憶很淺，因為他在另一個很遠的海島上服役，做他的“大軍醫生”。那時，我總是在下午4點站到街口去等外公高大虛弱的身影，然后回到自己的板凳前，畫《三打白骨精》的連環畫。

　　父親探親回來，會帶來一些非常難得的白色道林紙，真是雪一樣白啊。平時我只能在日歷的背面或者是草紙上畫畫，所以童年的我，對父親的渴望大半是和對紙張的渴望聯系在一起的。今天我還是喜歡囤積紙張，每次去福州路一家出版集團看朋友，我總要買大疊的宣紙。我從來不畫水彩，可是水彩畫紙厚實豐富的質地讓我上癮，買了又買。 

　　父親應該算是一個文藝愛好者，寫過一些文章，能在開會的時候畫出主席臺上人們的臉。我看的第一批文學和美術書籍是他的收藏。我還看過不少醫學方面的書，養成了不怕尸體的習慣，后來在大學里上解剖課，這一習慣幫了我大忙,讓我沒有變成素食主義者。 

　　26年的軍營生活給了父親永遠筆直的腰板，醫生的職業又讓他像發燒友一樣注意控制飲食。我母親常常抱怨吃不到咸肉和腌菜，家里連蛤蜊一類的海產品也是嚴禁的，菜做得又淡又硬,很符合魯迅先生飲食強國的理論。每年體檢，父親都會使別人驚訝：他的健康狀況比實際年齡小了十來歲，還停留在盛年的水平。

　　父親一開始就根據他對藝術家的理解來教育和縱容我，他給我找老師，買大量的書，甚至對我太多的怪癖視而不見，等到我進入青春期質疑他的所有價值觀時，他才明白家里出一個畫畫的意味著什么。我從他身上繼承了很多東西包括弱點，例如總是與成功之道保持一定的距離，但是他的確給了我足夠的藝術積累，讓我認識到繪畫的價值幾乎高于世界上所有一切。 

　　現在這件事情已經是笑談了，但當時我們都是很嚴肅地對待它的。我讀初中時，好宣紙的價格已經高得很離譜了，而高價宣紙最好放上幾年，用起來才格外順手。于是，面對我這個小材料瘋子，父親不得不把一些最昂貴的宣紙放在我夠不到的高處，免得我不愛惜，悄悄用掉。很多次我冒著重重一摔的可能性，大椅子上疊小椅子，爬到最高的櫥柜頂上去拿好宣紙，正當此時，鑰匙響了，父親進門，我就這么傻乎乎地僵在半空中。

　　今天，宣紙問題已經不是問題了。父親要面對的是衰老。他已經有些認識到自己不再英姿勃發，不過了不起的是他依然無視這一變化。他年近七十，生命力還是異常蓬勃，我看他不活得驚天動地的長，肯定是不會罷休的。